“地上”生长的中国街舞

（文/李飞霜）经济的飞速增长推动了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各种反映年轻一代个性与热情的文艺活动层出不穷。其中，街舞作为新时代文艺个性鲜明的表达形式，在世界各地流传甚广。近来，年仅16岁的刘清漪在世界各大顶级霹雳舞比赛中表现耀眼，掀起了国内的街舞热潮，亚运会和奥运会的街舞项目也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然而，最初的街舞在中国是游离在主流视野之外的，被视为另类渺小的存在。自从1987年引进电影《霹雳舞》后，国内有了第一股街舞风。但是因为没有商业化，很快就消散了。广州作为率先开放的城市，其嘻哈文化的出现较早，街舞（street dance）一词就是最早在广东地区传播的。然而上海受日本、台湾的影响，很早就开办了系统、正规的街舞培训。上海的艺校十多年来培养了几代街舞学员，为上海乃至全国的街舞文化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也为街舞在中国的传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例如著名的龙舞蹈街舞工作室。由于经济发达，群众基础较好，上海的街舞市场是走在国内前列的。

对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来说，说唱、街舞、涂鸦，都不是陌生词。因为90后的童年伴随了中国互联网的兴起，能最早接触到嘻哈艺术，例如周杰伦的Rap和迈克尔杰克逊的POPPING。街舞文化经过了30年的本土化发展，在各个圈层风靡。据洞见研报数据统计，目前国内拥有300多万的街舞从业人员，且每年有超过 1000 万人选择学习街舞，超过20万人参加各类街舞考级。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双线（线上线下）空间沉浸成为了Z世代街舞青年的文化新常态。例如敦煌博物馆与《这就是街舞3》的联名周边得到了广大年轻人的喜爱。与此同时，街舞正在打破中西方差异的文化壁垒，通过探索与其他产业的融合路径，开辟面向“新时代、新文化、新青年”的新型文化业态，从而加速自身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高质量发展进程。一些地方的街舞还渗入城市文化空间，以“街舞+演艺”、“街舞+街区”、“街舞+文旅”、“街舞+文创”等形式参与城市文化生态建设。例如2020由中国社会艺术协会街舞艺术委员会指导，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政府主办的《舞甲天下》街舞大赛，正是利用了“街舞+街区”、“街舞+文旅”的形式，把众多具有国际和行业影响力的舞者聚集在桂林·东西巷进行街舞的切磋与交流。桂林的绝美风景和淳朴的山水人情，造就了《舞甲天下》独特的文化因素，它既融合了街舞本身，又发扬了桂林传统，也正是因为这个独特的文化因素，给舞甲天下带来了与众不同的魅力。作为《舞甲天下》HIPPOP组冠军的佘苏旸称：“街舞文化正在深入桂林的肌理，成为城市文化中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艺术构成。在这里我遇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街舞爱好者，他们自信张扬，极具个性，但无一例外都对桂林的风土人情赞不绝口。在街舞和城市文化的相互碰撞下，桂林的风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佘苏旸是一名典型的90后街舞达人，曾多次参与并获得国际街舞比赛冠军。例如Summer rock Hiphop冠军、Boogie Mix环球Hiphop冠军、第六届蜀舞天下争霸赛冠军、宁波全国街舞大赛冠军等。习惯置身于街舞文化碰撞与交流的佘苏旸表示，街舞文化正走向大众化。高校活动、城市比赛、综艺节目、包括2024年地板舞（breaking）将成为巴黎奥运会的比赛项目等事件都成为了推动街舞融入人们生活的重要力量。相较于街舞的发源地美国，中国街舞变得越来越“地上”——街舞本是street dance，现在更多的是studio dance。

中国街舞拥有更完整的行业链条和更庞大的群众基础。这是一个由官方力量、商业资本、大众潮流共同交织而成的产业网，且这个网正在逐渐扩大并下沉到了各线城市的街舞培训市场。例如街舞被纳入了中国舞蹈家协会的考级制度、各级体育局各自主办街舞赛事、以及民间自发举办的街舞交流活动。

在当代青年的世界里，所谓的“主流/亚文化”概念或已过时。青年群体凭借兴趣组成了一个个小众圈子，圈子内部有共同的风格、品味、话语、行为和仪式，圈子之间有交叉、有排斥、有包容，如同一张百花齐放的繁荣绘卷。年轻人的兴趣爱好没有绝对的权威，曾经被主流所认可的标准化人生模版，正逐渐被多元的生活方式取代，街舞的传播正是这种多元生活中的其中一个。